后人谈兴华配资
对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
“重要的是，咱们中国人赢了”
记者：马欣
8月5日，雨后初霁。推开红色的木门，记者在沈家本故居见到了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这一片儿原来有不少会馆呐！”梅小璈指着不远处道。
73岁的梅小璈头发已近全白，却精神矍铄。他谦逊道，自己如今与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有些联系：“纯粹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一名法官对民族尊严的执着守护
提起父亲梅汝璈，“认真”是梅小璈脱口而出的评价。
他向记者介绍道，父亲12岁考入清华学校，毕业后，赴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留学。回国之后，梅汝璈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任教，还参与过国民政府的立法工作。1946年，一纸任命传来，梅汝璈赴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通读梅汝璈在东京五十多天的日记，“争气”“郑重”都是反复出现的词语。在梅小璈看来，这些词语背后是父亲沉甸甸的责任感：“那是他要为四万万同胞讨个公道、为中华民族争回尊严的决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团合影
时间：1946年5月
收藏地：美国国家档案馆
由于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这个问题在开庭前一直都有争议。照理说，应该以受降国签字的顺序（即美、中、英、苏……），许多法官也都赞同这个安排。但是在预演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却坚持主张以美、英、中、苏、法……的顺序排列。这样一来，英国法官便可坐在韦伯旁边。
梅汝璈当即提出抗议，他对韦伯说：“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梅汝璈的据理力争终见成效，韦伯最终同意按原定顺序排列座位。这份坚持的背后，藏着一名法官对民族尊严的执着守护。
所有人都在严守法律精神
梅小璈曾听长辈说起父亲从东京回国述职时的模样：头发白了不少，人也憔悴许多，丝毫没有“赢了”的得意与张扬。“我想，父亲在东京那两三年的压力应该是难以想象的。”
“各国派来的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这是梅汝璈亲笔写下的句子。梅小璈告诉记者，因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年龄大多比父亲大，这一度让他很有压力。为了显得成熟一点，梅汝璈甚至特意蓄起了胡须。
彼时，中国团队正面临着起诉工作的重重阻碍，检察团队正因证据不足而日夜奔忙，众所周知，中国检察官小组的任务是极其繁重的。
梅汝璈心急如焚，可他十分清楚法官和检察官的严格分工。为了防止敌对一方吹毛求疵，他不能去协助检察官向哲濬的工作。事实上，宣判前两天，向哲濬还给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写过一封信，信里他预测“可能处死之被告有十四五名之多”，这和两天后的宣判结果相去甚远。“这足以证明，早已知晓判决结果的父亲，从未与向哲濬‘通气’，所有人都在严守法律精神。”梅小璈道。
判决书撰写阶段，梅汝璈更是殚精竭虑。“尤其是量刑环节，要说服其他法官赞同对主要战犯判处死刑，难度极大。”梅小璈抬头望向远方，仿佛能看见当年的场景，“父亲抓住一切碎片时间，吃饭时、喝咖啡时，向其他国家法官讲述中国的苦难、日本侵华的暴行，一点点争取支持。”
对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
与父亲“重逢”
记者：马欣
“第一次看到父亲讲话的纪录片，他在国际法庭上大义凛然，和记忆中那个慈祥的老人大不相同。”2006年6月，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时年65岁的向隆万凝视着屏幕上父亲的身影，光影交错间，泪水悄然漫过双眼。
8月5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濬”同“浚”）之子向隆万。他说，父亲“出征”东京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孩童，此后漫长岁月中兴华配资，对于东京审判的往事，父亲也很少谈及。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父亲曾担任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一点点触摸那段厚重的历史，向隆万才逐渐读懂了父亲。
向哲濬首次发言驳斥辩护律师
时间：1946年5月14日
收藏地：美国国家档案馆
他的家国情怀是铭刻在血液之中的
1892年，向哲濬出生在湖南农村。少年时期他目睹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压迫，那些屈辱的印记，成了他心中无法磨灭的刻痕。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时，他感动于徐特立老师的断指血书，也和同学陶峙岳在衣襟上血书壮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表达自己的志向。
这就不难理解，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向哲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何慷慨陈词，甚至一度“抢话筒”——他的发言里，藏着一个民族积压半个世纪的悲愤。
1947年10月6日，检辩双方就板垣征四郎的罪行进行辩论。中国检方3人对阵辩方6人，唇枪舌剑从清晨延续至日暮。“抢话筒”出现在辩论开场后不久，日方律师出示了一份大阪株式会社编纂的材料作为证据。向哲濬坐在一旁听着，突然表情严肃起来，没等律师说完，他就快步来到话筒前，代表检方予以驳斥。“不过，纪录片仅拍到父亲讲话的开头。”向隆万的讲述，仿佛将时光拉回到那个剑拔弩张的法庭。
向隆万说，父亲在法庭的20次陈述和辩论，基本上都是在列举证据的基础上沉稳发言。唯有两次难掩激动，除了上述“抢话筒”，就是首次发言时，当辩方律师抛出“宣战前无战争状态”的荒谬言论，向哲濬随即列举了日寇屠戮同胞的累累血债，并大声质问道：“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还有什么是战争！”
就连曾全盘否定东京审判的日本战犯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在评述此番发言时也不禁慨叹：“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大概就是向检察官这样的人吧！”
家中的外语书籍堆成了山
向哲濬在东京审判期间使用过的打字机。上海青浦福寿园供图
法庭上的锋芒毕露，是向哲濬刻在历史卷宗里的模样；而生活中的温润儒雅，则是他留给家人最鲜活的记忆。
“父亲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的工资大多用于买书。”向隆万记得，东京审判的间隙，父亲还不忘搜罗书籍寄给母亲。
晚年，向哲濬在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英语，家中的外语书籍堆成了山——大部头的英汉、汉英、法汉词典层层叠叠，时政、语言、文艺的专著比比皆是。这都是向哲濬“淘”来的珍宝。
“我自己也深受父亲的教诲，20世纪70年代我在西安交通大学工作时，因第一外语是俄语，所以请父亲函授英语。正是有了这一点基础，后来我才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品格上不计名利，坚韧不拔；学术上认真严谨，学贯中西。”面对记者的提问，向隆万这样评价父亲，“东京审判中父亲和同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国后他却低调而平静地生活着，为新中国的每一项成就欢欣鼓舞。这些都让我很受启发。”
“没有在他健在时主动聆教，真是追悔莫及”
“父亲比我大49岁，等到我懂事成人，他已是一位慈祥老人。我又常年在西安工作，所以平日很少听到父亲谈起东京审判的经历。也怪我少不更事，没有在他健在时主动聆教，真是追悔莫及。”向隆万声音里满是怅然。
零碎的记忆片段，成了他反复咀嚼的珍宝：一个是和母亲、姐姐一起到机场送父亲去东京，看着他的身影在人群中渐渐远去；另一个是父亲在审判期间多次回国搜集证据，“因为法庭官方用语是英语，父亲将证据函件译成英文，并连夜打字，再带到东京。那段时间，我经常半夜蒙眬中听到打字机的声音”。
2005年，随着东京审判越来越被重视，一些媒体找到向隆万，希望了解向哲濬的故事，但那时他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不深入。后来，向隆万专程从美国复印回父亲的10次法庭发言，译成中文后与母亲的回忆录一同编成《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读着那些文字、看着影像资料中父亲从容不迫的样子，向隆万仿佛重新认识了他。
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现为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向隆万被聘为名誉主任。当前，研究院正着手编写10卷本《东京审判全史》，以帮助更多人了解东京审判。向隆万和梅汝璈法官的女儿梅小侃、儿子梅小璈共同负责其中的《中国与东京审判》卷。“毕竟年纪大了，希望能不辱使命吧。”他笑道。
阳光穿过窗棂，洒在向隆万带来的书页上。蝉鸣声声，仿佛正在诉说那段关于正义、关于家国永不褪色的记忆。
微观镜头
当油彩凝成历史
记者：马欣
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局部）。画家：李斌
空调的冷气轻轻吹过《东京审判》全景画的边缘，油彩在弧形画布上瞬间凝成永恒。李斌站在画前，指尖离东条英机的画像只有3厘米——那里的颜料已经干透，结成与历史一样坚硬的壳。
自2019年创作完成后，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一直备受关注。李斌告诉记者，自己之前创作了一幅油画——《梦境——正义路壹号》，画中参与东京审判的梅汝璈、向哲濬等法学大家的身影，勾起了他对这场“世纪审判”的强烈兴趣。
2015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展示台前，李斌听着讲解：“……判决是站不住脚的，印度大法官帕尔说得好，全部被告应该判决无罪。”那一刻，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他的心头，“日本在旧址现场是如此公然地否定东京审判，我们有必要将真相公布于众，文献式绘画大有可为。”
为此，他专程奔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扫描翻拍了约2500张相关图片。而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现为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联合交大出版社采集的近7000分钟影像资料，成了他创作的关键素材。
边搜集信息，边构思，李斌就这样成了东京审判图像研究的专家。法庭上，11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坐在法官席上，身后的战胜国国旗鲜艳明亮，李斌说，国旗一共在画中出现了3次，但每次都不一样。第一次只有9面，因为印度和菲律宾的代表没有准时到达法庭。第三次印度的国旗有变换，那是因为印度在1947年实现了独立。
李斌想要展现动态、跨时空的繁杂审判过程。他大胆采用文献与绘画并置的特殊样式，将庭审记录和判决书、历史照片填充在人物上方，这样就让观众既能感受到油画的艺术魅力，又能直面原始文献资料。
如今，这幅画已成为人们了解东京审判的一扇窗口，让那段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表达，而这也是他的初心：“我希望通过这幅画，让更多人记得历史，珍视和平。”
文物记忆
丸之内审判：对日甲级战犯审判的终章
作者：杨红舟
丰田副武走入法庭
时间：1948年
收藏地：美国国家档案馆
东京审判接近尾声时，国际局势已悄然生变。冷战铁幕徐徐落下，美国对日政策随之转向，由惩罚转为扶植。加之对审判效果的考虑，同盟国对东京审判的后续审判普遍持消极态度。
1948年10月27日，同盟国决定不再进行后续国际审判，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务局在东京丸之内地区设立了新的军事法庭，以开展对日本最后两名甲级战犯嫌疑人的审判工作。这场审判因其所在地得名“丸之内审判”。
相较于亚太地区其他审判，丸之内审判地位特殊。一是其起诉的对象虽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但仅对其进行乙丙级战争犯罪指控；二是其法庭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务局设立，具有超越一国军事法庭的特点。这两点使丸之内审判成为亚太地区唯一一场“准甲级审判”。
1948年10月29日，一名神色颓唐的男子在澳大利亚军官的押解下，缓步走入法庭。此人正是前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丰田副武。与他一同等候审判的另一名甲级战犯嫌疑人，是曾任日本俘虏管理部部长与俘虏情报局局长的田村浩。经历数月的审理，丸之内法庭于1949年2月23日宣判，田村浩因允许部下虐待盟军俘虏负有个人刑事责任，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半年后，丰田副武被宣判无罪。
丰田副武的无罪判决一出，法庭一片哗然。一方面他作为除东京审判的被告之外级别最高的甲级战犯嫌疑人，有较大把握被定罪；另一方面，他和山下奉文都被检方认为对“马尼拉大屠杀”负有指挥官责任，山下奉文此前已于马尼拉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这一反转更深层次的原因仍在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丸之内审判也存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实现的悖反，这是战后对日战犯审判存在的普遍现象，揭示了法律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局限性。”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素萍指出，“但不可否认，丸之内审判与东京审判以及其他对日战犯审判共同奠定了战后亚太新秩序、维持了亚太地区战后的总体和平，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
来源：人民法院报·6版
图片来源：除署名图片外，均由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提供
见习编辑：贺晴 | 见习美编：姜慧雯
新媒体编辑：杨书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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